星期一

[轉錄] PINK FLOYD和U2

十五、六歲的時候,到台北念書。那樣的年紀,想要長大的身體裝載了少年的靈魂,像寄居蟹;對成人世界有著期待、迷惘、困惑和敵視的錯綜心情,因為不知道未 來會變什麼、要變成什麼,為何有如此多的規訓與懲罰,包括政治的、思想的、言論的、身體的;一切彷彿都在叫囂,要找尋出口,但彷彿有隻怪獸,君臨於一切, 八○年代異議傾向的《南方》雜誌這麼說過:我們憤怒,我們愛,因為這隻怪獸太難趕走!

那時候,C開始帶領我,聽搖滾樂。

那是心情必須很Rock & Roll的年紀。Pink Floyd的專輯《The Wall》滿足了我對「反體制」的想望。成人的規訓,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,教育,戰爭。在冷戰年代的氛圍裡,我們艱辛的長大,以為有一些事物是美麗的、美 好的,可以追之索之,甚至創造之。譬如愛情,譬如反抗,譬如文學和電影,譬如,詩。

我大量地閱讀文學,在筆記本上寫下一首又一首向這個世界發出問號的詩,趕金馬國際影展一個又一個的場次,不無矯情地挑最悶、最無娛樂性、最看不懂的電影, 並以此為榮耀──這個世界哪懂得我的心呢?懷著孤岸的心情,我聽過一首又一首、一張又一張的搖滾專輯,精細地向朋友抒發看法,包括那時我最愛的Pink Floyd。

從十六歲到二十六歲,我的搖滾紀,我心靈的侏儸紀。

就在那時,我開始以為:詩,是細膩的反抗,精緻的不滿,像搖滾樂。

HK是一位國一學生,為了髮型、裝扮、想法,必須要和老師的規訓有所衝突,他正在聽Beatles和Sex Pistols,他向我說:「我覺得,人必須要反體制!」

我把U2的那些專輯送給他,鄭重地向他說:「U2是愛爾蘭的國寶,和愛爾蘭的詩人葉慈一樣偉大!」我同時還送給他徐志摩的詩,還有聖?修伯里的《小王子》,希望他在其中感受到熱情、溫柔和想像力──我們這個社會對長大中的人最欠缺的供給和教養。

我很難向他說,自己為何二十六歲以後,就改聽古典樂了,因為當我更深地進入體制,就宛若飛入了蜘蛛網。但我可以向他說,還有許多不朽的搖滾團體,他們Rock & Roll,因為他們憤怒,因為愛。

文學,也是如此。

聯合文學/許悔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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